凉山宝藏(10)丨两千年前的“邛都制造”婚嫁自用奢靡品

文/任艳娥 图/凉山州博物馆提供
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们对西昌汗青的了解停留在距今两千年前，由于在有据可依的文献里，西昌含糊的样貌最早显如今汉代，当时它叫“邛都县”。它的诞生，始于大汉王朝对东北疆域的开发，以及郡县制的推行。

西汉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，汉武帝设置越嶲郡（今凉山），下辖十五个县，郡治邛都（今西昌）。今后不久，在司马相如的掌管和带领下，“蜀身毒”道告捷灵识，这条远达印度的商贸之路给西昌带来了文明和经济的昌盛，也让西昌的文明历程产生了腾跃式的厘革。

“永建二年邛都造作”双鱼纹铜洗（昭觉县征集）。

汉代从前，西昌的出土文物多以石器和陶器为主，少有青铜器的身影。而汉代今后，尤其是东汉末年，安宁河流域发觉了丰厚的汉代遗存，且在西昌及周边发掘的诸多汉墓中，铜器变得稀有，此中不乏一些极品文物。

但凡“文物”，在古时分，大多都以前是人们生存中的平常用品，其功效在事先的社会生存中有着本人的地点。而在古代人眼中，“文物”之以是充溢无穷奥秘，无非是它们穿越光阴的长河再次显如今我们眼前的时分，身上已然被镌刻下了它所处年代的印迹。

在汉代，铜器仍旧是财产和位置的意味，为何它们在汉代今后开头会合显现？且西昌周边出土的铜器为何大多都是生存器具？云云多的铜器出土对否又与邛都产铜有所关联？大概这期《凉山宝藏》所要报告的文物——双鱼纹铜洗，能为我们揭开这诸多疑云。

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鱼纹铜洗。

铜洗就是高等洗脸盆，为汉代表层社会人士自用

初见鱼纹铜洗，我信口开河：“这不就是一个洗脸盆吗？”“对啊，它就是一个洗脸盆，但却不是平凡的洗脸盆，差不多算是洗脸盆的‘老祖宗’了，并且不是各位都可拥有。”凉山州博物馆事情职员贾丽笑着说。

“以铜作镜，可以正衣冠。”在铜镜产生从前的光阴里，前人常在一种叫做“铜鉴”的盆子里盛抬升用来照影，因今后代也把铜镜称为“铜鉴”。铜鉴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，提高到汉代时更名为“铜洗”，并有了新的用处。望文生义，“洗”就是盛水用作盥洗的器具，从功效和表面上去看，和我们如今广泛使用的洗脸盆差不多。

古代社会，不管有钱没钱，洗脸用的都是质地差不多的脸盆，可在汉代，不同品级的人，洗脸所使用的器具其材质却大不一样。

铜洗最早显现于战国后期，在汉代最为盛行。由于在汉代，铜器仍旧是财产和位置的意味，以是铜洗只能是汉代崇高社会的人，才有资历使用，平凡老百姓寻常只用得起木洗、陶洗。

铜洗寻常为圆形、敞口、鼓腹、平底，腹部外壁有对称的铺首衔环一对，便于使用时提携。铜洗的内底部大多铸有斑纹图案，斑纹大多为鱼纹、鱼鹭纹或羊纹，有着繁华剩余、洁白如鹭、吉利快意的寓意。有的铜洗中央还铸有铭文，铭文的内容有吉利语、铸造的年代等，此中铭文内容为产地的较为少见，因此也弥足宝贵。

西昌马道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东汉凤鸟纹铜洗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在西昌马道的杨家山一号墓中以前出土过三件铜洗，三者竟展现出互相不同的式样。

此中一件为“鱼纹铜洗”，该铜洗为敞口、方唇、宽沿，弧腹较浅，浅圈足。口径32、圈足径巧6、高5.6厘米。腹部有对称的铺首，底部有等距离的三枚乳丁，内底饰阳线鱼纹。在举国范围内出土的铜洗中，双鱼纹铜洗居多，而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这件“鱼纹铜洗”却为“单鱼纹”，且无铭文标注，让它充溢了奥秘颜色。

另一件为“凤鸟纹铜洗”，该铜洗为敞口、方唇、宽沿略斜，深弧腹，平底。口径34、腹径31.2、底径16.6、高17厘米。腹上部和中部各饰两周凸弦纹，腹部有对称的铺首，内底饰有浅阳线凤鸟图。

第三件则为敞口、方唇、斜宽沿，折腹较浅，平底，腹部有对称的两个圆形鼻钮。口径23.9、底径10.6、高5厘米。

就现在发觉的铜洗材料来看，无论是出自墓葬、窖穴或是传世品，形制轻重多较接近，实物材料反应，这类铜洗是实用器而非明器（注：明器即随葬品）,原本应该是活人使用的一类生存器物。

杨家山一号墓为东汉时期砖室墓，不仅出土了摇钱树、五株钱叠铸铸件等稀罕物件，还发觉了洗、壶、篡、颤、釜、盔、案、耳杯等生存器具94件，此中以铜器数目最多，多达57件，陶器次之，另有少数铁器、金饰和铜钱。

而实用铜洗就有三件，可见墓主人非富即贵，家世显赫，生前过着十分考究的生存，不然，也用不起云云之多代表身份和位置的铜制物品。

西昌马道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铜傩戏双耳杯。

邛都南山出铜，两千年前就有“邛都制造”

不足为奇。早在1992年8月，西昌市东郊，邛海北岸凉山电视台基建工地挖出一组汉代青铜器，经西昌市文管所现场勘探和算账，确认这是一处汉代窖穴，四周汉晋砖室墓密聚，其东2公里多外有一大型汉代聚落遗址——大坟堆汉代遗址。窖穴距地表深1米许，窖穴表面已被民工挖坏，穴中会合埋有东汉青铜器三件，此中一件为“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”。

该铜洗为侈口，宽沿，深腹，平底，腹外腰部饰四道凸弦纹，有对称铺首两个。洗内壁底部阳铸“永和元年李造作工”八字铭文。铭文有边框，字体篆书，竖行。铭文两侧对称各阳铸一鱼纹，两鱼轻重一样，左鱼体态健康，右鱼肥大，似有牝牡之分。双鱼头皆朝上，尾掀开，身披鳞，张口吐气，两翼有水波，作游动状。该洗口径36、口沿宽3.3、底径19.5、通高19.5厘米，比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最大一个铜洗还要大。其干活精良，光亮度好，纹饰精巧，可称为汉代铜器中之珍品。

现在，我国已知的东汉铭文双鱼纹铜洗中，多数出自朱提县和堂狼县(今云南昭通、会泽一带)。朱提、堂狼洗的铭文有本人的明显特点，只铸编年和产地，诸如：“建初元年堂狼造”“建初四年朱提作”“延平元年朱提造工”等，无一例铸有造作人姓氏的。但西昌东郊出土的“永和元年李造作工”铭文双鱼洗却在编年和造作人姓氏之后缀一“工”字，而没有产地，这在大渡河以南以及云贵高原的“东北夷”地区尚属首见。“永和元年”为东汉顺帝刘保的编年，即公元136年，可见此铜洗的共同与宝贵。

朱提县地处川滇黔交界处，是汉武帝时所置，它北通巴蜀，南接滇越，东濒夜郎，西邻邛都，是巴蜀文明、夜郎文明、滇文明的交汇荡漾之区。朱提多消费银、铜，《汉书·地域志》有载：“朱提，山出银”；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亦载：“朱提，山出银、铜”。可见在两汉时,朱提就是紧张的银、铜产地，因其铜矿蕴藏丰厚，为朱提青铜文明的提高提供了物质资源上的保证。

朱提青铜器中，确有年代可考的、最早的当数“建初元年朱提堂狼造”铜洗。“建初”为东汉章帝刘超的年号，“建初元年”即公元76年；最晚的为罗振玉《贞松堂集古遗文》卷十四，容庚《汉金文录》卷五著录的双鹭斑纹的“建宁四年堂狼造”洗。“建宁”为东汉灵帝刘宏年号，“建宁四年”即公元171年。朱提青铜器的代表器物铜洗，绝大局部产生于公元76年至公元171年的近百年时间内。

朱提西邻邛都，《汉书·地域志》有载：“邛都，南山出铜”。所谓南山，只是广泛地席卷了邛都以南的山脉，据考据，是指今天的螺髻山一带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物普查中，公然在西昌南部山丘的黄联关、黄水等地发觉大型汉代冶铜遗址多处，印证了史料纪录。此中，黄联关镇东坪村汉代冶铜遗址面积就达18万平方米，暴露于地表的冶铜、铸铜、烧炭、铸币等炉基多达数十个。足见在汉代，邛都县的冶铜、铸铜业以前具有相当大的范围。

“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”固然产地不明，但其铭文的特性既有别于朱提、堂狼，纹饰又不具有“东汉蜀郡(铜洗)底部多饰凤、羊等图象”的作风，以是不扫除“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”就是“邛都制造”的约莫。加之，这件“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”的鱼纹造形、艺术伎俩等，又与云南昭通文管所保藏的“阳嘉二年邛都造”铭文双鱼洗基本相反，尤其是鱼鳞、鱼尾、水波等夸大技法、线条作风，几乎是出自同一工匠之手。由此可以推测，事先“邛都制造”以前颇具范围，所产青铜制品除供当地使用外，还销往了其他地区。

值得特别一提的是，在凉山州博物馆的库房里，另有一件保存完备的双鱼纹铜洗，其内底部铸有篆书的“永建二年邛都造作”铭文，“永建”是东汉天子汉顺帝刘保的第一个年号，“永建二年”即公元127年。这就实真着实地报告我们，早在近一千九百年前，西昌一带以前与朱提、堂狼一样，开头消费铜洗。

由于东汉时期的越嶲郡与朱提郡（东汉建安十九年，即公元214年改县为郡，下辖朱提、堂狼等五县）山川相连，两地之间的经济、文明交换十分经常，朱提、堂狼的铭文双鱼洗出名于世，而邛都也是紧张的产地之一，其汗青、艺术和封建代价都是不言而喻的。

同时，古时的西昌由于共同的地域上风，不休是“南方丝绸之路”上的重镇，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的灵识和提高，也提高了沿线地区的经济、商业、文明及手产业提高，“邛都铜洗”就是实真着实的明证。

双鱼纹铜洗内底部拓片

鱼纹图案寓意吉利，铜洗或为婚嫁器物

铜洗使用鱼纹图案，对否有着特别的涵义呢？假如有，它又有什么样的真实涵义呢？

从考古材料中不难发觉，以鱼纹图案作为器物装饰纹样的征象，始见于新石器年代文明早前，仰韶文明半坡典范即发觉多量鱼纹图案。之后，商周时期的墓葬中也常常发觉不同质料的鱼形饰品，有的铜器上还发觉有鱼纹图案或“鱼”字铭文铸刻。这些纹饰反应出事先人们的鱼猎生存，局部鱼纹装饰图案还与一局部部族的族徽有关。

鱼纹图案在汉晋时期不仅是铜洗这类器物的主要纹饰，乃至可以说是铜洗的自用纹饰。南北朝偶见鱼纹铜洗，及唐宋以来盛行于瓷洗、铜镜之上的双鱼纹,也是这类汉晋铜洗装饰纹样风习的传播或演化。从秦汉至明清，鱼纹图案几乎显如今一切门类的艺术品上，并且情势多样、厘革多端，其吉利内在之丰厚，在传统纹样中是唯一无二的。

在前人的婚姻观里，传宗接代是婚姻的唯一目标，这在我国古时的礼俗中，体现得十分清晰。以是在古时，把一一局部比作鱼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差不多就即是阿谀他是最好的人，而在青年男女间，若称对方为鱼，那就即是是在说“你是我最抱负的夫妇！”因此，汉今后鱼纹就和“吉利”正式挂上了钩，饰有鱼纹图案的铜洗，极有约莫就是婚嫁用品。

汉晋时期的汗青材料体现，这一时期婚嫁之风甚尚奢靡。《潜夫论·浮侈篇》云：“繁华嫁娶，车轶各十，骑奴侍憧，夹毅节引，富者竞欲相过，贫者耻不逮及”。

关于铜洗约莫为婚嫁用品的说法，除了寓意丰厚的装饰纹样所反应的涵义外，还可以从这类器物的形制演化、用处、铭文及民俗材料等方面加以佐证。

铜洗原为婚嫁器物，在民俗学材料中也有所反应。上世纪四、五十年代，今山东大局部地区，在女性出嫁陪嫁品中，无论陪嫁品数目多寡，一件铜盆是必不成少的。由于鱼富有恋爱与婚配之意，以是，鱼纹铜洗一类器物大概成为婚嫁自用物品，且不休延用到如今。

双鱼纹铜洗局部。

凉山早前青铜器，兼具滇文明和蜀文明特性

鱼纹铜洗穿越千年，为我们展现了前人精深的青铜器制造武艺。让我们来看看凉山的青铜器和青铜文明的提高。

我国的青铜文明构成于公元前二千年支配，经夏、商、西周和春秋，约达十五世纪之长。春秋进入铁器年代后，青铜铸造业亦有新的提高，主要由礼器、兵器和消费东西向平常生存器具提高。

据现在所知，凉山地区的青铜器除西周早前发觉超少数目后，年代较早的会合显如今战国至东汉时期，出土青铜器的品种归结为兵器、宗教法器、礼器乐器、生存器具和货币等。

西汉时，凉山、西昌虽已归入中央王朝的统领，但由于当地部族权利强壮，如活动于安宁河流域的“邛人”，以及活动于盐源及周边的“笮人”，以是出土器物仍坚持着当地的特征。

先看“邛人”部落。西汉末年，西汉朝廷任命枚根为越嶲郡太守，郡治设于邛都县，原是“邛人”部落的聚居地。公元24年，“邛人”部落的领袖任贵杀死西汉任命的越嶲郡太守枚根，自主为“邛谷王”，办理越嶲郡的各项政务。公元25年，公孙述踞蜀称帝，创建“成国”，因蜀地肥美丰饶，兵力精强，“东北夷”中的邛、笮等部族纷繁进献，投靠公孙述，任贵也以越嶲郡归附，成为成国附庸。

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东汉铜镜。

公元35年，东汉光武帝刘秀差遣征南将军岑彭征讨成蜀，任贵遣使迎降，成为东汉场合大臣；公元38年，任贵遣使上缴越嶲郡三年的计书（内容为郡国一年的租赋﹑刑狱﹑推举等情况），东汉光武帝刘秀授予任贵越嶲郡太守的印绶。

公元43年9月，因不堪东汉朝廷对东北方境的开发，以及场合官员对百姓的剥削，“东北夷”浩繁部族团结起兵，反抗中央王朝。战争触及益州郡（今云南）、越嶲郡，东汉朝廷征调广汉、犍为、蜀郡和朱提兵万余人，差遣“武威将军”刘尚率军前去反抗。刘尚步队从邛都县渡泸水（今金沙江）进入益州郡，其间，越嶲郡太守、“邛谷王”任贵唯恐对本人拦阻，随即密谋鸩杀刘尚。同年底，刘尚先下手为强攻取邛都县，诛杀任贵，并将其家属全数迁往成都以绝后患。剩余的部族疏散迁徙至大凉山要地，“邛人”部落由此遭遇重创，渐渐减弱并在史册上偃旗息鼓。

“笮人”部落也是一样。战国至西汉时期，“笮人”把握着盐源境内的盐铁、丹砂等宝贵资源，提高成为一只强壮、尚武的民族。“笮人”创造了光辉的青铜文明，并成为了滇、蜀两地纷繁觊觎，大概是竞相讨好的部族。在盐源出土的浩繁青铜器中，不乏见到滇文明与蜀文明的元素。但是，“笮人”也在东汉时期，古怪地散失了，缘故至今为谜。

随后，汉代移民多量迁入越嶲，疏散在“南方丝绸之路”沿途，也带来了多量带有成都平原、蜀中颜色的器物，多量的青铜生存器具随即显现。因此，在凉山境内出土的各种青铜器中，除了有本身的民族特征外，更有与其他文明交换和交融的产物，特别与蜀文明和滇文明之间的交换最经常。

同时，由于南丝路的商贸昌盛，带来了多量的货币需求，西昌境内还显现了官方铸币工场。在与滇、蜀的往来通商中，邛都一带的经济、文明与官方手产业均渐渐兴旺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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